崔鲁坡

    笔者原名嘉阳，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任甘肃宁朔县(宁朔县城在今宁夏银川市新城)县长，直到一九二九年九月才应调离职。宁夏变乱，不但身临其境，而且曾参与机密，所以对前后情况，知之较详。兹就记忆所及，扼述如下。

    一、门致中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
   
    门致中于一九二七年任第二集团军(即西北军)第七军军长，驻防宁夏。一九二八年初秋，奉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令(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)率所部开往河州增援(河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)。留守的官兵三百余名交由该军副师长赵景文编为城防队，并组织城防司令部，以统一指挥。门致中出发后，赵景文以城防空虚，曾一再同宁夏区行政长邵遇芝及宁夏县长王鸿烈、宁朔县长崔嘉阳(即笔者)等商讨加强民团训练及夏朔联防等事宜。当时人心惶惶，大有不可终日之势，幸宣抚较力，地方秩序尚无波动。
    当年冬，宁夏建省，中央任命门致中为省政府主席，赵雪田为秘书长，邵遇芝为民政厅长，扈天魁为财政厅长，魏鸿发为建设厅长，李世军为教育厅长。消息传开后，人心才稍为安定。旋邵遇芝接到门致中的电令，就开始了省府的筹备工作。于是勘查厅址，修补房舍，油漆门窗，整个宁夏城立即呈现一种新的气象。不久，除教育厅长李世军外，其余各厅长及主要工作人员都先后到任了。
   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，门致中带着一部分手枪队，由兰州乘汽车返宁。那天下午，大家都怀着欢腾的心情，不约而同地到省府集合，准备出城去迎接这位“新贵人”的莅临。四点钟后，有的骑马，有的坐车，一齐涌向南门外约二里许的路口，整队恭候。虽然那天朔
风怒吼，滴水成冰，但大家好象松了一口气，心里都觉得热呼呼的。不一会儿，在暮色的笼罩下，一辆大卡车从远方驶来。卡车停住了，门致中满脸堆笑地跳下车来，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。寒暄毕，便乘车向省府驶去。
    门致中返宁后，稍事部署，就宣布就职了。他就职后的第一张王牌是封官授爵。除各厅处的科长、秘书照例由省府加委外，紧接着又添设五个机关，并分别委派了各机关的负责人：高等法院以王芝庭为院长(事后请中央加委)；烟亩罚款处以蒋犁为处长；省会公安局以祝国瑞为局长；电话局以黄某(忘记名字)为局长；榷运局以王鸿烈为局长(宁夏县长升任)，所遗宁夏县长一缺，由第七军秘书长陈耀先继任。新官上任，喜气洋洋，车水马龙，可谓盛矣。各机关开始办公后，门致中这么一个指示，那么一个命令，弄得大家晕头转向，莫衷一是。秘书长赵雪田对笔者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主席的手谕从早飞到晚。”就连公文格式，也加以翻新。如呈文末尾的“谨呈宁夏省政府主席门”也通令各厅、处、县、局改为“谨呈宁夏省政府门主席。”他认为“门”字放在最后是不尊敬。
    门致中就职后的第二张王牌是大兴土木。记得是一九二九年农历正月初八，他亲自驾着汽车来到宁朔县政府，与笔者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。因为过去感情融洽，所以无话不说，无密不谈。这次谈话内容，虽不是什么秘密，但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。归纳起来，主要谈了：(一)他为了尽快地建筑主席官邸，拟将宁朔县东、西、北三面城墙外层的砖拆掉，作为主要建筑材料。笔者恐怕引起地方反感，表示怀疑，他接着就说：“夏朔两县，咫尺相隔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宁朔县城墙都不能起什么作用，何况宁夏地区固若金汤，万无一失，你可以事前跟地方上说一下。”谈到这里，笔者只好满口答应了。(二)他计划在一二年内，集中财力，进行建设，盖几所大房子，分给各机关使用，以摆摆排场，抖抖威风。有关民生的经济建设，一言未谈。他为了达到以上的目的，主张少驻军队，以减轻负担(当时驻军统由地方供给粮饷)。除他直属援甘的吴鹏举、冯安邦两旅将来回宁驻防外，不希望也不需要其他部队进驻境内。笔者紧接着就询及甘肃的战事情况。他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昨晚兰江(刘郁芬字)来电，据称马仲英因损失奇重，已率残余向甘凉一带窜去。甘凉与宁夏相隔甚远，而且定远营(阿拉善旗王爷驻地)以西，一片草地，寥无人烟，宁夏可保无虑……。”
    我们谈话以后，拆城墙运砖和建筑官邸同时开始了(官邸落成后，接着就建筑主席办公厅)。官邸建在省府后院，设计十分别致，外面红绿配色，是古典式的，里面却是西式装修，有卧室、书房、餐厅、浴室及男女会客厅等。据说，官邸落成后，他的胞兄门振中即护送其“夫人”由平来宁。
    宁夏素称鱼米之乡，物产丰富，景色宜人。门致中以为宁夏得天独厚，时常漫步城外，孤芳自赏。每次出行，总是前呼后拥，威风凛凛，呼之为“宁夏王”。

    二、宁朔失守
 
    自第七军增援河州后，笔者以地方空虚，恐遭不测，特密派宁朔县人苏某为定远营侦探员。他在定远营经营小本生意，已有多年，不但人地两熟，耳目灵通，而且有生意门面作掩护，不至于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每月由县政府津贴现洋六元，作为报酬。侦探事项，侧
重军事，不管所见或所闻，都必须随时用书面报告县政府。
    一九二九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夜间两点多钟，笔者正在酣睡中，忽然被电话铃声惊醒，拿起耳机一问，是姓苏的打来的。他以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县……县……县长，马……马……马仲英已率骑兵两万余人到达定远营了。他……他……他们准备经过宁朔，攻打宁夏。”笔者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心惊肉跳，除令其连夜来县面报外，并立即用电话报告门致中。卫士在耳机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五更半夜，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吧。”笔者回答说：“事关紧急，一定要跟主席说话。否则，一切后果，我不负责。”又等了二十多分钟，门致中才“哎”了一声。还没等他问，笔者就将马仲英窜扰宁夏的消息报告了他，并请示办法。他很不耐烦地说：“马仲英已溃不成军，哪里来的两万?你要沉住气。”停了一会，又说了一句“再探”，就把耳机挂了。
    二十九日下午一点多，苏某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了。一进门就说：“马仲英所部两万多人，于二十七日一早由甘凉一带经过草地到达定远营。人困马乏，狼狈不堪，缺粮少草，到处骚扰。据说，他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：马仲英主张顺山后向河套退去，从事休整，
待机而动。他的部下主张出苏峪口(定远营通往宁夏的山口)取宁朔，攻宁夏。如果宁夏做好准备，也决不以硬碰硬，那时再顺山前向石嘴山、磴口一带退去。最后马仲英采纳了部下的意见，自封为西北联盟军总司令，马上就行动起来了。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于二十八日到了大坝，请县长赶快报告主席，派兵把住苏峪口，否则，宁夏将不堪设想。”听完，笔者骑上马飞也似地向宁夏奔去。见了门致中就把苏某谈的情况，一五一十地报告了他，但他仍满不在意地说：“世五(吉鸿昌字)电称，马仲英部已三五成群地四处逃窜了，哪里能有两万?不够确实!何况吴鹏举、冯安邦两旅已先后由甘肃开回宁夏，不久可到，你要沉住气。”这样大的事情，尚不能引起他的注意，笔者感到非常愤慨。但限于隶属关系，不能也不敢有所发作，只有根据世五的电报加以分析地说：“在战争炽烈的时候，马仲英为避免损失，可能化整为零，三五逃窜。但战争结束后，自然要聚零为整，重整旗鼓。所谓‘三五成群，四处逃窜’一语，有它一定的时间性，不能认为是一成不变的结论。至于吴、冯两旅尚在途中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于事何济?”说到这里，他皱着眉头，好象开始考虑。接着又经过反复商讨，才想出了以下的办法：一方面由笔者连夜准备驴子一百五十头，大口袋一百五十条，在三十日一早由省政府和县政府各派可靠回族代表一人，运粮去定远营接济马部，并虚与周旋，以作缓兵之计；另一方面电令正在回宁途中的吴鹏举旅兼程向苏峪口前进。苏峪口是定远营通往宁夏的山口，山势陡峭，路身狭窄，大有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之险。如吴旅能及时赶到，只用一挺机枪堵住山口，马仲英休想越过。笔者衔命回县后，立即动员全班人马，至当夜十二点所有准备停当。拂晓前门致中打来电话，撤销前令，不准接济，并以傲慢的口吻说：“有我门致中在宁夏，小小马仲英岂敢来犯?你放心好了!”笔者鼓足勇气，毫不顾忌地说：“马仲英怕的是‘枪’，是‘刀’，而不是‘人’。现在宁夏城内，除省府的一个手枪营及第七军的留守官兵三百多人(大部分是徒手)外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闻风远逃。如果他真的越过苏峪口，则宁朔、宁夏垂手可得。请主席仔细考虑!”最后，他极不耐烦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要把敌人估计太高，这样，对自己是不利的。”笔者只有听其自然了。
    三月初一日，笔者以虚张声势的办法，在关厢许多空房的门上，贴上了写有“某旅某团团部”或“某团某营某连”等大纸条子，并派员筹备粮草，表示大军即将莅境。这一方面可以暂时安定人心，另一方面是希望很快把这种情况传到马仲英部，以假当真，自行退去。除此以外，还选派六名骑探，昼夜不停地在苏峪口一带来回巡逻，加强警戒。
    初二日傍晚，笔者以事态紧张，特将所有的民团和警察，一律调到城墙上，按人数多少，分配守城任务：西面由四十名民团担任；东面由二十名警察担任；南面由壮丁担任；北面由笔者亲率二十名卫士(临时编制的)担任。枪支除二十支手枪外，其余都是单打一的来复枪，民团二十支，警察十支。深夜两点钟，笔者正在北城上来回巡察，忽听城外有人喊“报告!”俯身一问，原来是两名骑探由苏峪口回来。据称，马仲英部已由苏峪口过来四千多人，后继部队正在快速行进中。笔者除令他们继续侦察，随时报告外，立即用电话报告门致中。他说：“吴鹏举旅已到大坝，拂晓以前，可以赶到宁朔，望你做好准备。”笔者以援军将至，特派专人在东门楼上等待开城。可是直到初三日上午十一时，仍不见一个人影。于是又电门致中询问真相。他说：“就到!就到!情况如何，随时电话报告!”刚刚放上耳机，吴鹏举由大坝打来电话，了解敌情。据他说，奉门致中电令，初三日在大坝休息一天，初四日开到宁夏。笔者与吴私交甚笃，要求他马上向宁朔挺进。他因为没有命令，不敢擅自行动。
    下午一点多钟，城北约二十华里的地方，黄土飞扬，漫天蔽日，笔者用望远镜一看，千军万马已黑压压地向南扑来。因情势紧迫，援军绝望，笔者再一次使用虚张声势的办法，选派内勤职员两名，身着灰色军装，佩带伪造的吴旅副官符号，率警察十名，分别到城北、城西各堡，佯言大军已到，催令立即送粮进城，以利军用。在离城七八里时，马部兵分两路，节节前进，准备三面包围，忽然掉过头去，急速后退。笔者以计已得中，又用电话报告门致中，要求他火速派手枪队一百名，向宁朔东北方急进，伏在敌左侧的渠堤上，利用马部的心理矛盾，一齐鸣枪示威，迫其顺山脚向北远退。门致中仍以“吴旅就到”，加以拒绝。笔者揭穿了吴旅迟迟不到的原因。他吞吞吐吐地说：“马上命令该旅，兼程前进。只要你能撑到明早，就有办法……。”三点多钟，马部好象查明底细，转过身来，不到五点钟，从东、西、北三面逼近城根。笔者带着卫士由西北角缓步向东南角走去，准备在万不得已时，弃城出南门逃走。刚走到东门楼，门致中打来最后一次电话，没等他开口，笔者就说：“敌已三面包围，看样子不出一个小时，我就要与城俱亡。”他说：“老弟!事已至此，你可以见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笔者把耳机往地下一摔，继续顺东城墙向南走去。等走到东南角，回头一看，北面城墙上已插满了红红绿绿的旗子，城中心的十字街口，人喊马嘶，乱成一团。笔者以城已失守，欲逃不得，便换上便衣，走下城去，暂时隐藏，以观动静。躲到晚上八点钟，忽然听说进城的韩旅长下令搜查，并扬言不捉获县长，鸡犬不留。笔者为保全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，与其被捉，不如挺身而出。于是，摸着黑跑到常将军家(前清宁夏将军常连)，请他派人约韩旅长见面。他说：“韩旅长刚才来过一次，他把我误认为常庚(前清陕甘总督)，说起话来很有礼貌。”不一会儿，韩旅长带着三十多人，扳着手枪机纽，闯进门来。第二句话就问：“你是崔县长吗?”“是的，你们决不能因为我而杀害老百姓。”笔者这样一回答，他马上接着说：“你跟我走，等明天去见尕司令(即马仲英)吧!”四个人架着笔者的两只胳臂向县政府走去。这时，大街小巷，一片寂静。

    三、马仲英打进宁夏城

    初四日，天还没有亮，急促的军号(古式的大喇叭)声嘟嘟地响个不停。接着韩旅长面带笑容地对笔者说：“宁朔城内平安无事，我们一同到宁夏去看看吧!”说完，卫士们把笔者架上马向宁夏奔去了。
    到了宁夏城西南约二里许的地方，队伍停下，有的赶修工事，在吴鹏举旅赶到时以迎头袭击；有的猛攻门致中在交叉路口大寨子里埋伏的一排手枪队。上午十点半钟，寨里守军弹尽粮绝，纷纷由寨墙跳下，顺着渠道向东南跑去。这时，隐隐约约地听到北面有稀疏的枪声。下午一点多钟，韩旅长对笔者说：“宁夏打下来了。门致中已率残部逃出南门，向大坝方向逃去了。”
    初五日早五点多钟，笔者被一阵喊叫声从梦中惊醒。睁眼一看，屋里已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，个个横眉竖眼，二话没说，就把笔者推到门外，架上马去。出了营门，向左一转，远远地看见有二十多人立在离营房约四五百步的东北方，好象有什么大事。笔者下了马，还没等说话，就听到身后有一个人大声喊：“跪下!”这时，六位白发回族绅士匆匆赶到，跪在地上，哭哭啼啼地哀求：“旅长大人，县长是好人呀!你杀了他，不如杀了我们个家人!”韩旅长犹豫了一会，说：“也好!那么我们一同进城去见见尕司令吧!”
    进了西门，首先扑入眼帘的是几具身着军服的尸体横陈路旁，街上大小商店都开着半扇门。到了总司令部门口，出乎意外地碰到马鸿宾的堂弟马子才(笔者的好友)从里面出来。他附耳对笔者说：“现在尕司令已由反冯(指冯玉祥)变成拥冯了，赶快去见!”进了门后，韩旅长先带着六位回族绅士，急急忙忙地走进总司令办公室。呆了约十分钟，才传见笔者。笔者一见到这位轰动西北、年仅十九岁的尕司令，内心的恐惧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中等身材，穿着一套蓝布中山服，眉清目秀，温文尔雅。如果没有人介绍，很难想到他曾率领八万回民(当时号称十万，到宁夏后，只剩两万余)，几乎打遍了甘肃全省。还没等笔者站稳，他握着笔者的手说：“老大哥，不要害怕!我现在拥护冯总司令，彼此已变成好朋友了。你仍旧回到宁朔县去当县长；如果不愿当县长，我就给你路费回北平。”虽然回北平是笔者梦寐以求的事情，但顾虑重重，不敢率然出口。经考虑后，才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：以平民的身份从旁帮忙。他满面笑容地说：“那很好!你可以住在宁朔城内，帮县政府人员管理粮仓。只要见到总司令部的条子，就照数发粮，以利军用。”接着就由一位团长护送，安然回到宁朔县。
    有一天，笔者应邀参加了马仲英召开的第一次军政会议。入座后，忽然发现民政厅厅长邵遇芝、商会会长李玉堂俱出席。会议的主要内容：(一)各机关照旧办公，不准造谣惑众(如主管逃走，可由秘书代理)；(二)积极扩充力量，加强城防。会后，笔者到了邵遇芝的寓所，互相诉说失城的经过。据他说，宁夏兵力单薄，被围不到一个小时，门致中就由卫士搀扶，走下城墙，出南门逃走了。秘书长赵雪田听说回军进了城，欲逃不得，于是把省府的重要案卷堆积在一张行军床下，洒上煤油，然后自己躺在上面，一根火柴点着，人与文件一同化为灰烬了。其余各厅、处、县、局的负责人，都于回军越过苏峪口后，溜出城去，渡过黄河，经横城向陕北奔去。
    门致中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?据说，他逃出城去，走了三十多里与吴鹏举旅相遇后，就一同向广武(中卫、宁夏交界处)退去。一方面因为那里以北的大坝有一大土岗，便于防守，可以暂安一时；另一方面可以由那里电请冯玉祥派军援助，并等候他的直属部队冯安邦旅。不过那时西北部队分驻陕甘两省，因交通不便，决不是三天五天所能赶到的。
    大约是二十日那天，笔者与民政厅长邵遇芝、商会会长李玉堂又参加了马仲英召开的第二次军政会议。在这次会上，马仲英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解决宁夏问题的办法：在军事上，他统率所部，永远驻扎宁夏；至于门致中的部队，可分驻中卫、平罗等县。在政治上，他主张仍由门致中主持省政，实行军政分治。马仲英派李玉堂为代表去广武征求门致中对军政分治的意见。第二天一早，李玉堂就以使者的姿态，坐着轿车赶往广武。隔了一天，李玉堂由广武回来，他对笔者说：“在广武碰了主席的一个大钉子，回来又受到尕司令的白眼。”

    四、吉鸿昌收复宁夏

    二十七日深夜两点钟，笔者正在睡梦中，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，等走到院子里一问，来人操着河南口音，对着门缝低声说：“广武来的，有事见崔县长，赶快开门!”他到屋里说：“三十师吉师长已率所部由兰州开到广武，准备明早收复宁夏。主席派我转达县长，今夜一定要设法出城，以免溃军裹走。”说着，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条。上书“即刻出城，万勿迟疑!”下款书“靖原”(门致中字)二字。他走后，笔者立即偕同县政府秘书李紫垣由北门跳下城，向正北跑去。二十八日下午两点，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炮声，吉鸿昌部队打进宁夏城，马仲英部溃不成军向北退去。二十九日早，笔者便同李秘书骑着小驴回到县城。
    宁夏收复的当天，门致中以待罪之身，电冯玉祥辞主席职。次日接到冯的回电，不仅加以挽留，而且将驻宁部队包括吉鸿昌师在内，编为三十军，令其以主席兼任军长。门致中喜出望外。他为了进一步取宠于冯，并讨好于吉，又故弄玄虚地电保吉鸿昌升任三十军军长。当时，门的左右纷纷提出建议。有的认为军权重于政权，主张保吉鸿昌为光杆主席，门自任军长；有的主张军权政权两不放手。但门致中却满怀信心地说：“论资格，论声望，决不会叫我失去军权，这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。不必过多地考虑!”不料弄巧成拙，冯玉样竟准予所请，明令吉鸿昌升住三十军军长。这样一来，宁夏的问题，就越来越复杂了。 
    吉鸿昌就任军长后，夏朔防务，作了全盘安排：除省政府直属的一个手枪营不计外，以李抡祥升任三十师师长，驻防宁夏，原门致中的冯安邦旅驻防宁朔，吴鹏举旅驻防宁夏南关(那时冯、吴两旅虽然还没来得及改编，但已直接归吉鸿昌指挥了)。从那以后，门致中的省政府无形中就变成催粮催草的兵站监部了。
    马仲英退走后，大约是四月初九日那天，又重整旗鼓，二次来犯。吉鸿昌所向无敌，素以常胜将军著。他认为马仲英卷土重来，是对自己的一种蔑视。于是亲率三十师出北门正面迎击，冯吴两旅分别由左右两两侧夹击。激战十小时后，马仲英终以伤亡奇重，认输而退。在败退途中，又集合残余，围攻平罗县，城内守军苏雨生师(西北军以前收编的部队)防守有方，亦未得逞。最后，不得不偃旗息鼓，向河套退去。
    马仲英败退后，吉鸿昌紧接着又做了新的部署：苏雨生师由平罗进驻石嘴山，冯安邦旅由宁朔进驻平罗，吴鹏举旅由宁夏南关进驻立岗铺(宁夏以北三十华里)，不久也开到平罗一带。
    战事刚刚结束，骑兵军长郑大章也奉令率所部刘凤歧师由平凉赶到，驻防宁朔。吉郑二人，系多年患难之友，虽然郑之来宁，在表面上受到吉鸿昌的欢迎，但暗地里彼此都想乘此机会，碰碰政治上的运气。所以郑大章的一言一行，都易引起吉鸿昌的猜疑。而门致中这时却因为受到冯玉祥的挽留，认为“主席宝座”是可以坐得稳的。于是不顾舆论的谴责，竟明目张胆地娶了端王的孙女“老九”为妾。

    五、吉鸿昌代理宁夏主席

    记得是农历六月下旬的一天，笔者忽接省府电话，以次早九时(日子忘记)参加吉主席就职典礼见邀。参加这天典礼的，除各厅厅长外，有夏朔两县县长及其他各机关的负责人。典礼开始后，首先由代理教育厅长甄纪印双手捧着一张电报纸，宣读代总司令宋哲元与刘郁芬的电令。大意是：“门致中另有任用，遗缺由吉鸿昌暂代……”接着吉鸿昌也按照惯例，当众宣誓，并发表施政方针。仪式简单，不出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。   
    吉鸿昌就职的第三天，门致中便偕同“老九”母女，坐着一辆半新的轿车，无声无息地向兰州去了。
    门致中自走下“主席宝座”后，宁夏的政权、军权，都操于吉鸿昌一人之手。除重新整编军队外，为消除回汉隔阂，特召开全省回汉代表大会，对应兴应革事宜，广泛征取意见。另外，关于省府人事，也作了局部的调整：前三十师书记官何某代理省府秘书长，前第七军副师长赵景文代理榷运局局长，前三十师参议沙明扬代理中卫县县长，前三十师某军法官代理宁夏县县长。这时，笔者以精疲力尽，也呈请辞职，遗缺由骑兵军某书记官代理。正赶办交替中，忽接兰州电报，调笔者转任甘肃省制革厂厂长。少事摒挡，笔者即离开了“塞上江南”的宁夏。